西湖娱乐城- 西湖娱乐城官方网站- APP马寅初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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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用马寅初的话来说就是，“一国之盛衰，系乎其国之思想与精神者，至深且巨”。而“中国人民本如散沙一般，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自欧化东渐，更益之以英美个人主义之潮流，于是人人倡言自由，而团结之观念益薄。外侮一至，便如秋风之扫落叶，莫之能御矣。今者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若不力改个人主义之积习，讲求团结之方策，则亡国之祸，可立而待”。曾经令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快速“摆脱列强之束缚，恢复战前之地位”的国家主义正好切中了中国现实的需要。

　　亚当·米勒继承了费希特的哲学观念，认为个人为总体之分子，而社会非个人之总和；社会乃为一有机体之物，而社会有机体的发生，乃源于各个人精神的相互反应。米勒取费希特的哲学观念，推论之于社会科学，便形成了他的全体主义（universalism）。米勒的《治国术原理》一书就明确提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简单的契约联合和生产机构；国家需承担协调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功能，是民族发展的核心纽带。米勒的观点直接反驳了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国家”理论，为强调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哲学基础。

　　马寅初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大量工人失业无依的现象。他认为那是有经济无统制造成的。那么，被当时一些经济学家推崇的苏俄计划经济模式能否拿来作为解药呢？马寅初认为不能。因为经济生活中常有非事先所能预料者，单凭几个计划委员会，是不可能“使各种生产手段，贯串一起，此呼彼应”的。苏俄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可以看到生产和消费顾此失彼、货物积压、无车可运的现象；“计划中所定之各种建设，有依限完成者，亦有不依限完成者”，没有依限完成的被迫纳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等问题，已经暴露苏俄计划经济模式的困境。

　　马寅初认为，中国不但可以实行德意式的统制经济，而且非实行不可。理由如此：一是中国正值危难之秋，民众向心力强，政府可以利用；二是“今日中国之商业道德，极为堕落”，亟需用统制经济约束生产者的自由行为，纳入轨道，防止他们的行为危害社会；三是“重工业基础已失，发展不易，故中国不能从资本主义而成大工业国”；四是中国“工业幼稚，不堪竞争”；五是工业发达国家利用货币政策扩大出口，中国“今日保护幼稚工业，除保护税外，尚需通力合作，用统制的方法，发展国内工业，以与之相抗”；六是外国的倾销潮流，除统制之外，殊无他法。

　　正如前文所言，1927年改组后，中国经济学会吸纳了大量商界、政界和文化界高层人士。加入经济学会的政府最高级别（五院院长）官员有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邵元冲，部长级别的官员有吴鼎昌、穆藕初、周诒春、张嘉璈、钱永铭、周炳琳、甘乃光、彭学沛、叶恭绰、徐寄廎、徐青甫等；工商界上层人士有李馥荪、冯少山、林康侯、周作民、刘鸿生、徐新六、史量才、秦润卿、王晓籁、都锦生、卢作孚等，文化界名人则有胡适、王雲五、潘光旦、吴景超、吴经熊、钱天鹤、吴觉农、曾昭抡、茅以升、吴定良等。所以，借助中国经济学会的平台，马寅初的观点很容易就被学界、商界和政府高层听到。

　　他的受众中，自然少不了像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那样的高级官员。1933年9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利用出席世界经济大会的机会，赴美考察经济政策。归国后，宋子文极力主张推行统制经济政策。1934年8月，中国经济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的主题就定为“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参会的经济学家围绕实行统制经济的必要性、统制经济的内涵与外延、由谁来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35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决定向全国推广统制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