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人文与经济西湖娱乐城- 西湖娱乐城官方网站- APP如何互相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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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学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历代经济学人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素角度的回答，主要是挖掘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土地、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要素的作用先后被强调。制度角度的回答，则是强调市场培育、分工、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实际上，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文化因素是被包括在其中的，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都有过深刻的分析。但随着学科专业化的推进，文化因素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或放弃。与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因素相比，文化本身难以被度量，这成为追求实证计量的经济学放弃文化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文化是更为基础的因素，其发挥的作用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放弃文化分析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不完整的。

　　习所观察到的“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最优组合。从经济方面来看，经济增长不仅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还要追求文化生产和文明提升，要将相当部分财富投入文化生产之中，将经济增长看作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从文化方面来看，要在价值观上鼓励对经济财富的追求，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上形成社会共识，更重要的是要在根本上形成包容与创新的文化。只有具备这些基本条件，才有可能出现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局面，才能形成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思想和路径支持、经济增长为文化繁荣提供物质基础的互融互促结果。当前中国经过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不再仅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习基于对苏杭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观察，提出要研究“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实际上反映出他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思考，人文经济学就是要回答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和标准要求问题。

　　文化经济化是指利用经济手段将文化从抽象的精神形态转化为物质生活中的具象表达，以文化为支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文化资源的经济化利用是文化经济化的核心内容，文化产业是文化经济化的关键领域。对文化遗产、艺术作品、传统技艺等各类文化资源的开发与转化，不仅能够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延续，更能够释放出实际的经济效益。同时，文化不断突破产业边界，与各类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形成多元互动、协同共生的发展格局。比如，近期“苏超”成功出圈，就是以体育之名，让文化唱戏，激发文旅、消费等多元经济活力。

　　经济文化化是指赋予经济发展深厚的人文价值，以文化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经济文化化突出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使经济发展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提升，更注重价值观塑造、文化认同和精神追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文化高度繁荣的有机统一。其次，经济文化化通过文化力量提升了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促进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使社会在应对复杂问题时更加高效协同，从而提升经济系统的整体效能。当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活跃因素结合，劳动者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就会推动生产对象的拓展和生产方式的革新，进而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

　　文化经济一体化是指通过文化与经济的结构性互嵌，实现文化与经济互融互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一方面，文化为经济活动注入了独特的价值和吸引力。通过融入不同的文化元素，经济活动能够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和文化认同感。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文化与经济融合互促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带来的资金和资源，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支持。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效益，更赋予社会丰富的文化价值，形成显著的综合效益。两者互融互促，推动社会多元化与包容性发展，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认同感，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提供有力支持。

　　一方面，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基因密码”和“价值内核”。首先是精神驱动机制：浙江人“敢为人先、坚忍不拔”的精神，塑造了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与行为模式，形成了民营企业敢冒风险、敢闯敢干的独特精神气质。“弄潮儿”文化所蕴含的风险承担意识与突破精神，使浙江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领域形成先发优势。“四千精神”使得浙商群体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善作善成。其次是价值引领机制：浙东学派“义利并重”思想塑造了浙江的市场伦理，这种文化基因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形成了健康的市场生态。再次是经验传承机制：浙江传统手工艺（如龙泉青瓷、东阳木雕）的技艺谱系，通过师徒制等非制度化方式实现代际传递，为现代文创产业提供工艺基础与文化符号。

　　孙俊芳：苏州拥有25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孕育出崇文重教、精工重商、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首先，苏州自古便是“状元之乡”，今日更成为“院士之城”。崇文重教、尊师厚学的优良传统，为苏州繁荣发展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其次，苏工苏作历来是苏州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广大能工巧匠追求极致、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传承至今，使苏州成为“全球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再次，苏州历来重视实业和商业活动，近代更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开拓精神和实业报国情怀的民族企业家，形成了崇尚实业、勇于创新的精神。最后，持续活跃的商业交流，使苏州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工艺美术、戏曲艺术和人文思想，也促使苏州积极吸收国内外先进理念与技术，形成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独特格局。

　　李杰：实际上，不仅仅是苏杭地区，我国很多地区都在独具特色的人文传承中，孕育出符合本土特点的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的实践经验。以广东为例，广东融汇中原文化、南岭特质与海洋文化，孕育出“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独特人文精神，这一文化基因深刻塑造了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一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引领制度创新与市场繁荣。历史上“一口通商”的广州十三行，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岭南思想，都为改革开放后广东率先拥抱市场、大胆探索提供了精神动能。深圳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大都市的崛起，正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特区精神的最佳注脚。二是务实重商的传统，滋养强大市场主体与产业集聚。“广货”名扬天下，粤商足迹遍及全球，其背后是务实求变、重视契约、崇尚效率的地域文化力量。珠三角专业镇经济的崛起，如佛山的陶瓷、顺德的家具、东莞的电子，无不浸润着精工细作、深耕市场、抱团发展的工商传统。三是深厚多元的地域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经济优势。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滋养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催生了文旅融合、文创赋能等新业态，有力支撑了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四是侨乡纽带联结全球，拓展经济人文交流深度。独特的侨乡文化不仅带来资金和技术回流，更成为联结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吸引国际要素的重要桥梁，其经济外溢效应显著。

　　孙俊芳：从产业发展这一“硬”的层面来讲，推动文化基因深度融入现代产业价值链，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培育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一是强化“文化+科技”双轮驱动，加快培育文化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持续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通过运用前沿技术，将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智能化和场景化，丰富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打造更加多元化和创新性的文化消费场景。二是注重文化基因在产业链各环节的系统嵌入，全面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市场辨识度。文化不应只是产品附加的符号，而应深度融入产品创意、设计研发、制造生产、市场推广和服务体验等各个环节，使其成为产业链的内在驱动力。三是完善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体系，形成协同创新合力。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推进，支持文化企业与制造业、科技平台等多方协作，打通内容生产、技术赋能、渠道推广和终端消费全链条。鼓励龙头企业整合高校、园区及投融资资源，打造区域文化产业集群，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企业与平台，构建良性产业生态。同时，加快数字平台建设，推进文化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推动文化与旅游、电商、娱乐等多领域深度融合，开辟产业发展新路径，促进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罗卫东：从人文环境这一“软”的层面来讲，要通过人文环境的完善提升，突破传统要素驱动模式，构建文化惠民—文化化民—文化富民的递进路径，形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新增长逻辑。首先，通过文化惠民促进消费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循环。比如，西湖景区免费开放的制度创新，打破文化资源的封闭性，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又通过游客流量增长带动关联产业扩张，形成“免费—流量—消费”的经济转化机制。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与“文化优享”数智平台，使文化消费从边缘需求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验证了文化惠民政策对内需扩张的乘数效应。其次，通过文化化民促进人才集聚，进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构建城市文化认同，通过良好的城市形象与市民素质的提升，吸引大批人才流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创新活力。比如，杭州连续多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成为人才集聚高地，推动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升级，体现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作用。最后，通过文化富民促进业态融合，进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农村地区将乡土文化元素植入产业发展，形成农旅融合、民宿经济等新业态。浦江、桐庐等地推动艺术赋能乡村实践，通过打造文化IP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使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均衡器。

　　李杰：从文化体制改革层面来看，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在国家规划中融入文化经济融合目标，破除条块分割并推动多部门协同；其次，加强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探索文化要素价值评估机制，推动文化资产参与市场交易和融资；再者，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作用，支持企业投入文创产业、鼓励产学研结合、激发创意人才活力；最后，建设特色文化街区、文化产业园区、文旅融合集聚区等物理载体，布局高速信息网络、云存储、算力中心等数字底座，提供坚实支撑。比如苏州元和塘文化产业园区，通过联合高校共建家居文化产业研究院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数字文创产业生态联盟等举措，形成文化资产转化与产业升级的闭环生态。

　　从推动文化基因深度融入现代产业价值链的层面来看，关键在于构建“文化引领—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体系。文化作为产业创新的精神内核，通过注入人文价值、创新思维和品牌内涵，为产品和服务赋予差异化竞争优势；科技作为关键驱动力，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嵌入产业链的“文化中间品”，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产业作为融合载体，可以通过文化赋能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最终形成具有文化辨识度和科技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孙俊芳：对人文经济学的强调，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关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还注重探讨二者如何在相互作用中实现融合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人文经济学破除了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的弊端，跳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文化产业经济学等同于人文经济学的狭隘视野，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人文经济学逐渐形成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新范式，聚焦文化与经济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强调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特别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话语基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建：人文经济学是在综合当今中外经济学主要理论贡献基础上形成的集成性创新。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同时也包容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判断。既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进行创新，又能够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对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它是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华文明传统不仅历史悠长而且从未中断，苏杭地区根植于优秀文化传统形成了璀璨文化和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和文化之间形成了互融互促的良性循环，产生了推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显著的持续性内生动力。习深入地观察这个样板，敏锐地提出了人文经济学这个命题，不仅为经济学研究打开了新视野，而且为高质量经济增长构造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能够兼容并包关于经济增长的中外经济学理论，与它们展开理论对话，而且承担起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的使命任务。

　　李杰：在当前全球发展面临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深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经济学，不仅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和全球意义。一方面，人文经济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层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与治理效能，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共同富裕，赋予发展更强的韧性与温度。另一方面，人文经济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解决方案。它以“以人为本”“和合共生”“义利并举”等价值观为核心，超越了西方固有的零和博弈思维和市场至上逻辑，强调经济发展应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倡导不同文明在平等基础上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通过“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立体化合作，推动形成多项国际合作成果，使超过4000万人摆脱贫困。我国坚持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并重，促进民心相通、增进文明理解，正是人文经济学理念在国际合作中的生动体现。

　　李杰：确实如此。文化繁荣与经济富强，本质上都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诉求在不同维度的共同呈现与必然结果，它们在“以人为本”的实践逻辑中高度统一。一方面，人的存在与发展是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基点。文化源于人对意义、价值、秩序的不懈探求，塑造着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社会运行的非正式规则和精神纽带；经济活动，则是人类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为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交换与分配活动。离开人这个主体，两者都将失去意义。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发展目标要求文化与经济的和谐共生。脱离文化滋养的纯粹物质增长，可能导致精神的荒漠化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反之，缺乏坚实经济基础的文化实践，也难以持久繁荣并惠及大众。恰如古语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文化与经济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服务于人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充盈这一根本目标。正如习在谈及高质量发展时强调的“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互相促进、共生共荣的状态，正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要素在现实世界中的整体映射和必然结果。因此，将文化和经济视为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依存与强化的共生体，方能更深刻把握人文经济学的精髓。

　　魏建：不论是从要素角度还是从制度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西方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对于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强调不足，这些理论往往将人放在经济增长的客置，将人之外的物质要素、制度环境作为核心因素来分析。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充分说明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只分析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之外的因素，就难以科学、完整地解释历史和推动历史。人文经济学强调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及其共识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内容、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人民群众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经历者更是根本的推动者，人的能动性及这些能动力量所聚合的方向、领域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来源。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在发生改变的同时，人民群众也在同步发生着改变，进而能动性高低、内容也在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又成为下一步调整经济增长方向和内容等的重要依据和力量，因此经济增长才成为基于“人的幸福”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存在，仅仅是财富的堆积。

　　人文经济学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逻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推进。因而实现丰富的文化供给是人文经济学必然的主题。并且，“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学要求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进行文化供给，文化生产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决定了文化生产具有充分的人民性，其内容和风格都以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为标准。更进一步地，基于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作品和产品汇集在一起，由此形成的优秀文化及其价值观就成为指引经济增长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标准。在优秀文化及其价值观指引下的经济增长，就内生性地具有了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特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优秀文化共同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了良好基础。因此，不仅要积极推动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更要将人文经济学充分运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陈恒 陈之殷）